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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吴飞：新闻传播的使命是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对话学者

深度营 深度训练营
2024-08-04
1960年代出生的吴飞称自己“生在充满激情与理想的一代”。青年时期，吴飞的理想与国家“一体同心”，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国家“要让老百姓填饱肚子”的目标促成了吴飞钻研农学的决心。
仓廪已实，礼节当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自由主义思潮在社会激荡起伏。正在农学院任教的吴飞常与年轻人一起讨论诗，讨论文学，讨论各类社会观念。当吴飞意识到国民思想方面的问题更待解决时，他弃农从文，转而探寻时代所需的精神养分。新闻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社会责任与吴飞希望“通过文字改变中国”的理想不谋而合。于是，他开始了近30年的新闻传播研究之路。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变迁到技术冲击下的媒介生态变化，吴飞始终敏锐地观察思考着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探究不同时代背景下“影响新闻生产的权力机制”和“由沟通不畅而导致的种种矛盾、冲突甚至苦难”。对此，他深耕“数字共通”“共情传播”等研究议题，并在2014年创办微信公众号「再建巴别塔」，希望改善沟通和传播，为新闻传播领域提供畅通的交流平台。
作为新传领域的研究者，吴飞坚持维护公共利益，他认为学术研究应“建构理性”而非“激化矛盾”，学者应有“局内人的视角，局外人的站位”。对于新闻行业从业者，他期待业界能始终葆有“社会改良的眼睛”，守住发现与传播事实的核心素养。此外，吴飞鼓励青年人走出“线上乌托邦”，深入人群、深入街道，在互动与交流中，与真实世界交手。
对于新传事业的使命，吴飞认为：“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展现世界的多元差异及差异背后的肌理，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
吴飞
以下是深度训练营和他的对话：

Q：最近，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Sora”成为热门话题。您认为“Sora”对新闻传播领域有哪些影响？
A：我认为以Sora（可根据文本生成视频的AI模型）为代表的AIGC（AI-Generated Content，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新闻业和传播业的影响并不一样。
对新闻来说，Sora的冲击相对小一些。新闻的核心是真实的事件本身，它是不能被虚拟内容所替代的。如果用文本生成虚拟内容去做新闻报道，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而从另一方面看，Sora可以辅助新闻生产。在部分没有第一目击现场的突发事件报道中，Sora可以帮助记者制作“动新闻”（以三维图片、动画等方式呈现的新闻）来还原新闻现场。记者可以根据新闻的核心要素让Sora模拟现场，帮助公众理解事件发生的过程。但媒体要明确指出发布的内容是由AIGC生成的。
对整个传媒业来说，Sora这样的模型可能带来较大的影响。它使得每个人仅需一个脚本就能创造出极其真实的场景，预示着未来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导演，传媒业的岗位需求会受到冲击。社交媒体时代也许会因为Sora的出现做一个划分：在Sora出现之前的社交媒体是基于文本呈现的交互方式，在Sora之后，就完全可能变成另外一种类型的交互方式。
对于我们传播学者来说，要高度重视技术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与风险。阿里巴巴最近声称训练出了新的模型（生成式AI模型EMO），仅用一张照片和音频，就可以让照片中的人物“张嘴”唱歌，且口型一模一样的。在我看来，这是让人非常恐惧的事情，因为我们很难去识别真伪。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现实反而是反过来的，制造虚拟信息的技术不断迭代发展，但人类辨别此类虚假信息的能力却没有随技术的发展而提升，我们更有可能面临着“魔高一尺，道还不到半尺”的情况。
Q：这样的技术突破可能会引发公众对“深度伪造”等风险的担忧。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媒体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吗？
A：像Sora这样的技术确实会对我们原有评价体系中的媒体公信力产生影响。但对此，我既不过分乐观，也不过分悲观。
我认为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社交媒体，它们的公信力可能都没有我们想象得高，我估计现在媒体的公信力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在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制造虚假信息变得异常容易，而寻找真相却愈发困难。
像我们经历过传统媒体繁荣的这一代人，可能还会觉得新闻是可靠的。但现在传统媒体受到了冲击，精英的新闻专业人士在慢慢退场，今天社交媒体上的很多新闻都是由没有经历过新闻专业主义训练的人做出来的，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也随之降低。以前，我们把新闻交给精英，现在我们把新闻交给身处新闻现场的公众，那未来，我们也有可能把新闻交给机器。
王克勤（前深度报道记者）曾与我讨论过，真正的新闻写作应该类似于机器式的写作——不带有任何感情或偏见，完全客观地分析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ChatGPT等技术为实现这种写作理念提供了更多可能。所以Sora这类人工智能的出现对媒体公信力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Q：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的当下，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学生应注重哪些能力的锻炼以加强自身不可替代性？在AI工具的使用方面，您持什么态度？
A：首先，技术的进步有可能增强我们发现事实真相的能力。例如，微型拍摄机器可以为记者做调查报道提供技术支持，早期的《焦点访谈》栏目会用针孔摄像头做暗访报道。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当我们需要在报道中需要补充法律或经济知识时，不再需要手动查找资料，而是可以通过AI辅助完成，提高工作效率。其次，如何利用Sora等新技术多样化地传达事实，可能在未来成为对记者能力的挑战。在文字的时代，写作一直被视作记者的核心技能。但在未来，通过AI技术来生成视频也许会成为传播的重要方式。因此，如何用视频的方式来讲新闻故事就成了一种挑战。
但是，无论技术是否发展，发现事实、表达事实的能力，都是新闻人工作的核心，只是现在我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帮助来做得更好。
2017年吴飞在波兰华沙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Q：2011年，您在接受《青年时报》的采访中提到，新闻专业本科生应“每天上一小时微博”，因为“不上微博，无法了解真实的中国”。您当时为什么推荐学生使用微博？现在还有社交媒体符合您的推荐标准吗？

A：十几年前，微博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和一个容纳多元讨论的场域。在微博刚兴起时，它以“星”来带动流量。“星”的第一层含义是明星，第二层是各界的名人，也包括学者。因此，在短视频还没有出现、政府对新技术的敏感度也没有那么高的时代，早期微博召集了一批社会精英人士发布各种观点和信息，大众的讨论非常开放，不同观点彼此碰撞，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多元化的自由思想市场。
后来，微博出现限制、删帖封帖等情况。各类商业机构也开始入场，为了实现商业变现，微博渐渐软广遍地，内容也出现偏向性。在那之后，我就对微博没有太多兴趣了。现在的许多社交媒体也是多重利益纠缠的场域，一些能满足情绪价值但低营养的信息被大量传播，这种传播能带来经济效益，但不一定有利于理性的建设。
因此，现在的社交媒体几乎没有符合我的期待的了，也不会向学生推荐社交媒体来了解中国。
我认为，如果学生想更了解真实的世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入真实生活。要走到街道，走进社群，走入人群中去互动和交流。如果学生选择每天在家里刷抖音、看B站、玩小红书，那可能会沉浸在网络的幻象中，也许“线上乌托邦”只是暂时的慰藉。当然，如果同学们在现实中遇到困难，需要到网络上寻找精神抚慰，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网络上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对思想的无形控制。
Q：您认为专业媒体应该如何做到“构建理性互动的氛围，提供对话交流的平台”？
A：现在是一个泛在链接（指构建全连接网络环境）的时代，全球80亿人有50多亿的人都已经在社交媒体上了。未来更可能每个人都生活在数字空间里，人的多面性就变得更加可见，良莠不齐的事物也会更加常见。
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内曾聚集了一批真正的社会精英，在我看来这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不能说他们都很优秀，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有理想的，他们用文明的视角来探索世界，报道不同领域的新鲜事物，揭示可能操控我们隐形机制。
从文明的视角来看，我认为能够提出有建设性方案的平台是真正有意义的。我期待未来能出现一种数字平台，这个平台能够满足我们对良性的、向善的、文明的信息和知识的需要。这个平台或许可以由传统媒体来推动和搭建，因为传统媒体毕竟有一套早期的成熟的操作经验，并且很多新闻记者确实是带着社会改良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的。
当然，不是所有社交媒体都要做到上述要求。社会是要有分工的，有些媒体是带领我们前行的，有些媒体是单纯让我们快乐的，甚至有些媒体是让我们堕落的。人是可以接受不同观念和经验的动物，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体验不同事物是完全可以的。但对专业媒体我们需要有上述期待，这样社会才可能有向上、向善、向文明的前行的力量。
Q：在构建人的主体性方面，您认为媒体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A：从笛卡尔的观点出发，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具有思考的能力，这是人的主体性的最核心体现。讨论人的主体性，实质上是在探讨人使用理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从新闻的角度，人的主体性体现在公众认识事实、发掘被遮蔽的真相的能力。
新闻媒体往往致力于揭露被权力遮蔽的事实，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对公众认识事实真相能力的培养，也是培育人的主体性的重要举措。
然而，也有老师对我的观点持批评意见，认为未来不必再讨论人的主体性，人仅仅是机器的一种存在。他们的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人与动物没什么区别，那么未来人与机器之间也有可能没什么差异。赫拉利甚至认为，因为人成为万物之灵仅仅是在自然算法下的一种偶然胜利。未来肯定会有其他算法能够超越人类，这当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人的主体性似乎也不那么重要了，更不用说在宇宙中可能存在的比我们更聪明的生命形式。
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较为保守的人，我仍然强调保持人的尊严。我曾在文章中提出，应当保留对人的主体信念，我们应该利用技术和机器，而不是被它们所支配和使用。
Q：您此前在访谈中提到，。您认为新闻学生应该如何增进对新闻宣传政策的理解？
A：在大学课堂上，有些明确被表述出来的政策内容是可以被分析清楚的。例如，通过分析中国新闻界优秀作品的评选体系，我们可以让学生理解中国的优秀新闻作品与外国获普利策奖的新闻作品，在获奖标准和价值取向之间的差异。在中国的评价体系中的优秀作品，在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中可能并不突出，反之亦然。这种差异背后，除了文化因素外，政治性的刚性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这种力量中的一部分是以文字形式明确规定的，另一部分则是隐含地表达出来，并且暗含了一些导向，但总体上都强调了对正面报道的鼓励。
当然，正面报道本身仍有不同的解释空间。我认为，正面报道实际上包括批评性报道。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只要能够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幸福，那么任何能产生积极效果的报道都应被视为正面报道。例如，揭露企业或官员的腐败行为，便是一种正面、积极向上的力量。
除了书面规定之外，还有许多像舆论引导、开会发言等没有特别清晰的文本规范，我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想象和理解来做此类内容。同时，可能很少有老师细致地去分析隐性的脚本，因为很多老师没有受过新闻的实践训练，也没有写过新闻的作品，他们对新闻的感知也只是纸面上的，一些需要在实践中有所体会的东西他们可能无法传授。
学生需要在未来的新闻实践中去学习一些潜移默化的规则。老师也需要进行相关业务训练，如果老师做不到的话，可以请业内从业者进入课堂，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024年4月吴飞在浙江卫视主办的关于舆论监督的研讨会上发言

Q：您之前有提到，有些研究是在“激化矛盾”而非“建构理性”。那么您认为何种研究是在“激化矛盾”，何种是在“建构理性”呢？

A：如果研究只是为权力谋、为某一方的利益辩白，而不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这样的研究就是在“激化矛盾”。譬如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为企业做“三聚氰胺对人体无害”的研究，或者明知某些产品无效却还要为了推广而做的研究。
在微博刚兴起的年代，我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一位教授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微博是谣言的天堂”，并建议政府严管微博。我当时在会上同他做了讨论，我认为这个研究不够客观，如果用同样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同样的对象，仅仅转换一个视角，也许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微博是粉碎谣言的天堂”。
我之所以提出这种观点，是接受了弥尔顿关于出版自由的观念。我认为一个“观点的公开市场”是社会更好的选择。在所有人都能自由表达思想的情况下，会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彼此碰撞，其中固然会有谣言产生，但是也一定会有反对谣言的声音。这位教授的研究，只呈现了事实的一个面向，并不能称作“建构理性”。
当年为了实践这个理念，我建过一个微信群。群里有新闻传播学的教授、学生，还有媒体人、律师等其他知识分子。该群的群规是：大家要对自己发布的信息承担责任，如果信息被指出是谣言，就要在群里发80元的红包作为惩罚。当前环境下，信息反转比较普遍，难免会有人触犯规则，但大家都很自觉，一旦得知是谣言，就会马上发红包。这个群建立许多年，一直在有效地运作，500个人满满当当，经常讨论大小事件。
群成员的自觉来源于一种朴素的期待，每个人都期待自己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好的、负责任的。而这种期待需要先从自己做起，每个人自觉地为自己所发布的言论负责。

Q：您认为普通人应该如何实现理性地交流？

A：哈贝马斯已经将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了。一个真正有效的话语沟通有三个重要的维度。
第一，真实的。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普通人可能无法验证自己所传递信息的真实性，如大家难以验证一些数学公式的真假，但传播者需要在主观上相信自己传播的内容是真实的。第二，公正的。主体是为了公利而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去传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软广的行为，就不属于这一类。第三，真诚的。主体是怀着真诚的态度去沟通。
如果两个在交流的人都相信某件事是真实的，且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并不是为服务私人利益去传播内容，那他们就有可能实现相对理性的沟通。我认为哈贝马斯的这套模型对我们仍然有借鉴意义。
Q：您是国内较早对“共情传播”进行学术梳理的学者。您理解中的“共情”是什么样的？
A：共情是一种情绪的理性，是站在别人的视角来思考问题的方式。理性和共情是不能够偏废的。
微博上曾发生过一次舆论冲突。当时一些上海人指责安徽人不文明，说安徽人总是在上海开黄包车、卖菜，做一些低端的工作。其中有一个视频是一位女性把脚翘在地铁上，成为安徽人没素质的“证据”之一。
当时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芮必锋老师很生气。他在微博上艾特我说“吴飞你也是个安徽人，你应该帮我一起‘战斗’！”我们几个朋友就开始在网上辩论。
我反驳网友称，上海人总体上来说可能比安徽的一些人文明，但是上海人的文明是有原因的。建国之后，大量的资源流向了上海，上海先富裕起来了。如果同等条件的资源都交给安徽人，那安徽可能成为更好的地方。而且从人种的角度来说，最初的上海是安徽金寨人建立起来的，如今的上海土著有很多是安徽人的后代。
一个人是出生就成为上海的“文明人”，还是在安徽农村过着贫困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运气造就的。因此，网上批判某地文明与否，并不是区域的差别、人种的差异，只是一个偶然性的因素，不能作为地域歧视的理由。
这件事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放大别人同自己的差异，排斥“非我族类”。但当人开始站在共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矛盾和冲突没有想象的那样不可调和。来上海务工的安徽人，大多是为了赚钱而背井离乡。当一个人的生活已经很穷苦，TA没有钱去买衣服、没有时间去洗衣服，怎么能要求TA衣着整洁、干净体面呢？有些人看似是不文明的，但是背后有复杂的成因。何况，对安徽人的排斥，未必会让上海变成一个更文明的城市，甚至有可能连买菜、坐车的问题都难以解决。
人是在特定场景下生活的动物，人现在的面貌是由过去一系列经历决定的。改变一个人，是非常艰难的事。我认为，能够容忍一个人的缺点，理解他的一部分所作所为，这就是一种共情力。
我强调共情，并不是要为一部分犯罪的人辩护，而是期望新闻报道中能够建构许多不同的类型的人，期望大家不是简单地想着试图去消灭落后、消灭所谓的不文明，而是要看到这些东西背后的原因。这才是共情。
2023年7月，吴飞在云南省独龙江乡做田野调查
Q：您认为新闻报道中的“共情”和“理性”是冲突的吗？
A：理性当然是新闻报道要坚持的准则。但是，想要做到完全的“零度写作”，没有任何站位、个人立场，是不可能的。坚守“理性”，就是要看到事实的多面性，在了解完整事实、梳理完善逻辑链条的基础之上，做出尽可能公正的判断。
新闻报道不能有立场，但需要有站位。媒体需要更多地站在弱势一方，为弱者发声。例如，当一些普通百姓的利益被权势损害的时候，媒体应该站在百姓这边。但是，社会问题是复杂的，地位和权势低的人不一定是个善良的人。我认为，弱者的定义不只是利益上受损的人，也可能是一个道义上受损的人。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即使TA再贫困、再艰难，也不能被视作一个弱者。归根到底，媒体的站位应该是尽可能维护公共利益。
但站位并不意味着偏袒。在有站位的同时，记者要从“共情”的视角了解同自己观点相异的人，并把不同的立场在文本中呈现出来。例如，我的立场是不赞成吃狗肉。如果我撰写一篇稿件，我的文本里会带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去呈现为什么不吃狗肉应该是一种文明。但同时，作为新闻稿，记者应该去了解清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吃狗肉？他们的理由是什么？新闻要允许别人的立场站在那里。

Q：您之前曾经提到过，新传学者在做研究时，需要有“局内人的视角”和“局外人的站位”。您认为青年研究者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A：“局内人的视角、局外人的站位”最早是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提出的。人类学学者进行研究时，需要带着研究问题深入社群、进入研究场域。研究者既有“局外人”的学者站位，也需要融入社群、拥有“局内人”的视角。研究者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平衡身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
新传学者需要借鉴这种理念。当我们深入研究特定社群，比如粉丝团体，我们不仅仅是作为旁观者进入，而是要带着明确的研究问题和学术目的。如果研究对象是粉丝文化，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粉丝对某位明星的喜好、在遇到明星时的表现等。这要求我们以一种学术的视角去观察，同时也需要融入这个群体，理解他们的行为和动机。然而，虽然我们需要站在群体内部进行观察，但又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超越单纯的粉丝身份。这种平衡极其微妙，若处理不当，我们可能会完全沉浸于所研究的文化之中，从而忘记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目的。
因此，无论我们身处何种文化或社群之中，都必须始终保持清晰的学术视角，铭记自己的研究者身份。这样，我们既能深入理解研究对象，又能有效地跨越文化边界，成为连接不同世界的桥梁。这是一项艰巨但充满价值的任务，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调整。
Q：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缺少自身的专业壁垒。而您此前提到“新闻业从未形成真正的行业壁垒，这种壁垒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必要的，但未必是人类社会最好的选择。”，您为什么这么说？
A：施拉姆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新闻传播学就像十字路口，哪个学科的人都可以进来。这讲的就是新闻传播学并没有建构起自己的知识壁垒。我有时翻阅哲学研究、社会研究刊物，会感到这些学科的文章和新闻传播学的文章没什么区别。新闻传播学拥有的是一整个属于传播的问题域，在研究复杂的传播问题时，几乎所有的知识都可以拿来使用，没有学科壁垒反而可能成为新闻传播学的优势。
同时，我认为新闻传播学并没有“知识圈地”的必要。新闻传播学提供的是公共性的知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了解的东西。我认为，所谓学科壁垒不过是学者为获得身份合法性的功利性做法。例如，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数学家，但当他思考人类的沟通问题的时候，难道不可以被看作传播学家吗？
未来有一天新闻传播学会不会形成一个有壁垒的知识体系？我并不清楚，也看不见这种可能。我想我们不必纠结学科壁垒的问题，知识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帮助人发现、解释和解决问题，专注地解决沟通问题才是传播学者应该做的。
Q：您认为新传学者的“终极关怀”是什么？

A：新闻传播学要关心的，是个体如何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过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活。传播学一定不是“自说自话”式的传播，而是要建构人类之间共同的意识，加强彼此的沟通理解，让我们不再只是在社会上孤独前行。我自己的公众号叫「再建巴别塔」，就是希望通过改善传播中沟通不畅的情况，来减少世间因为沟通不畅导致的种种冲突、矛盾甚至苦难。
新闻传播学应该试图解决沟通中的问题，让每个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新传学者的“终极关怀”。

2023年7月，吴飞在云南省独龙江乡做田野调查

Q：您认为的“新闻理想”是什么？您期待今天的新闻人拥有何种新闻理想？
A：回答“新闻理想”之前，我们要先思考“什么是理想的新闻”。扪心自问，我们自己看新闻是为了什么呢？社会建构新闻行业又是为了什么呢？我想人们期待在新闻中获得一双明亮的眼睛，一个有反思精神的大脑。
理想的新闻应该做到两件事：第一，让我们看到事实真相；第二，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美好的社会。新闻业是一个传播事实信息的行当，也是建构美好社会的力量之一。当一个人面临困境时，新闻业能提供的不是一个终极答案，而是一个汇集大多数人智慧、呈现世界多样性的有限的答案。
所以，呈现真相，呈现差异，是我对“新闻理想”的期待。
Q：您自称是生活在“充满激情和理想的一代”。您觉得今天青年人还有您曾经那样的理想和激情吗？
A：一些社会调查说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躺平，我自己并不清楚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年轻人的想法和我这一代确实是有区别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是一个物质和精神资源都极为匮乏的时代。对那时的青年来说，获得更丰裕的物质和更多元的知识是一种渴望，他们需要给自己的生活不断地做加法。而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物质和信息冗余的时代，他们需要不断简化自己的生活和欲望，两代人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但有一点是相通的，不论能不能被算作“拥有理想的一代”，每一代人都希望自己能过上有尊严、有创造力的生活，每个个体都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对社会有意义的人。我所言的“社会”不只是大的人类社会，也可以是自己的小家庭和小团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段幸福的亲密关系，或者稳定的友情、亲情，能在生活中获得幸福感、价值感。
我认为对青年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自洽。我对我女儿的态度是很开放的，只要她认为自己过得自洽、幸福，对我来说就足够了。父母不能一直掌控子女的人生，或许十年、二十年后，我就无法再陪伴我的女儿。我只会在女儿人生的关键时刻给一些建议，但不会对她施加压力，要求她一定要结婚，或者一定要生小孩。我希望现在的青年能找到生活的平衡，过一个相对自洽的人生。
Q：您会期待今天的新闻学生也拥有新闻理想吗？
A：我当然希望我的学生们有新闻理想。但是，“理想”有时是一个悖论，理想可能难以变现，无法挣钱，让生活陷入窘境。假如有一位学生的理想是成为优秀的调查报道记者，TA在今天可能很难找到一家媒体雇TA工作，甚至自己花大量时间精力做出的稿件可能很快被删。据我了解，浙江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同学，只有10%左右还在从事新闻行业，绝大多数同学都选择考公、升学或者去社会评价体系里更好的工作单位，不再谋求做一个有理想的职业新闻人。
我不会希求我的每个学生，都带着新闻职业理想来学新闻。在一个班里，有三五个同学能够把新闻做得很好，我就十分心满意足。只要这个社会上还有光和理想就已经很美好，不一定大家都要成为带着光的那个人。
*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END-

作者 | 赵   芮 尹幸芷 马卫华

编辑 | 苗   睿

值班编辑 | 王   珂

运营统筹 | 周智珊 陈子桐

运营总监 | 温泓烨 梁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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